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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治理共同體建設中推動流動婦女參與
來源:中國婦女報 時間:2020.09.22 字號: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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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共同體建設與流動婦女的參與是一體兩面的問題,通過治理共同體建設可突破流動婦女的參與困境,流動婦女參與又為新時代的治理共同體注入了新內容。本文作者提出,應在治理共同體建設中推動流動婦女參與,以治理主體賦權保障流動婦女參與權利,以社會組織有序發展擴大流動婦女的參與渠道,以社區平臺建設承載流動婦女的參與實踐。

■ 秦阿琳

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要“建設人人有責、人人盡責、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”。在推進婦女的全面發展與均衡參與中,流動婦女參與不僅關系到“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”的實現,其內含的性別紅利也能夠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力。當前,社會治理中的性別維度并未獲得充分的重視,流動婦女的內在潛能與主觀能動性尚未被充分激發,還需要國家與社會給予更多支持。

以治理主體賦權保障流動婦女參與權利

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《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,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,其中,女性占35.1%。女性占比較上年提高0.3個百分點。然而,“流動”加“性別”的雙重身份使流動婦女通常局限于邊緣性的參與,很難獲得正式參與機會,也難以進入制度化的政策過程。

第一,治理共同體建設亟待突破原有的社會性別秩序。公共領域中的性別排斥深刻影響著婦女的參與機會、參與認知、參與能力及參與意識。其中,流動婦女的自治權表現得更為脆弱。推動流動婦女參與地方社會治理,最為核心的是承認其城市公民主體資格、建構其參與的制度保障、培育其平等參與的意識。

第二,治理共同體建設需回應流動婦女的參與訴求。從流動婦女的特征來看,大多存在教育文化程度偏低、職業技能缺乏、社會保障不足、交往范圍有限、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突出等問題。流動婦女對改善自身生存狀態的需求強烈,尤其是隨著“流動人口-定居人口-新市民”的身份轉變,其參與訴求日益拓展至就業、教育、住房、醫養保障、家庭關系、文化娛樂等多個領域。治理現代化應滿足流動婦女通過參與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的訴求,以及引導其由日常生活參與轉向社會公共參與。

以社會組織發展擴大流動婦女參與渠道

根據筆者參與的一項國家課題研究數據顯示,農民工認為阻礙其參與城市管理和政策過程的主要原因依次是,缺少參與機會(61.5%)、參與渠道不暢(50.7%)、參與能力不夠(41.9%)、沒有參與資格(33.2%)、不感興趣(20.1%)等。顯然,缺乏參與機會與渠道是外來流動人口面臨的最大問題。社會組織既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,也是流動婦女參與治理的主要依托。發揮社會組織吸納與整合流動婦女的作用、提升其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,需要重點加強以下三個方面:

第一,以法治秩序規范社會組織發展。流動婦女參與治理,依托于權益類、文化類、興趣類、情感交流類、公益慈善類、社會服務類等組織的豐富發展與良性運行。截至2018年底,全國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已達81萬多家。但當前社會組織仍然存在類型單一、發育不良以及定位不清等問題,需要推動社會組織從數量擴張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益。根據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要求,應圍繞登記管理體系、培育支持體系、組織制度體系、黨建工作體系四大目標,進一步在法治軌道內推進社會組織建設。

第二,以婦聯等群團組織為主要引領。在各類社會組織中,應著重發揮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在其中的引領、服務、聯系作用。通過黨建帶婦建,婦聯近年來在推動流動婦女參與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創新。如在基層建立流動婦聯、社區婦女之家、流動工作室,推動成立社區婦女議事會、流動婦聯代表大會,通過專題調研了解流動婦女需求,借助巾幗志愿活動帶動流動婦女參與,以及引入社會化力量參與服務等,質效明顯??傮w來看,以婦聯為代表的群團組織還面臨著進一步擴大組織覆蓋范圍,完善組織參與的制度、程序和機制,以及拓展參與領域和參與深度等問題。

第三,以專業社會工作為重要支撐。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婦女參與治理的作用體現在,在客觀上有助于建立支持性關系、提供參與的場所和機會、組織和建立網絡等,在主觀上有助于激發參與積極性、培育參與精神、促進參與意識與行為轉化。推動社會組織服務的專業化水平,還需要政府通過職能轉變讓渡社會服務空間、加大對社工類組織的孵化培育、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的財政制度和各項機制。

以社區平臺建設承載流動婦女的參與實踐

社區是流動婦女居住、生活、交往的重要空間和主要場所,治理共同體建設最終要落實到基層社區。使缺席的流動婦女重新被聽見或看見,需要突破社區治理中的理念障礙、組織壁壘、技術困境,并重點關注平臺建設、網絡建設和信息建設等。

第一,發揮流動婦女在社區營造中的性別優勢。根據衛計委《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》,流動人口居住長期化和家庭化趨勢明顯,家庭戶平均規模保持在2.5人以上,2人及以上的流動人口家庭戶占81.8%以上,在流入地生育、就醫、養老的比例不斷上升,對相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需求持續增長。由于自身需求與家庭需求的關聯,流動婦女有可能成為積極的地方行動者。一項跨國研究指出,“與兒童的照護、健康和教育相關的事務是一股扭在一起的繩”,它貫穿在婦女的地方行動之中。在國內外的實踐探索中,日本婦女參與地緣社區治理,中國臺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、上海綠主婦團體參與社區營造,以及農村婦女參與鄉村振興等,均提供了婦女參與治理的性別經驗。促進流動婦女的參與,既要在制度設計、體系構建、項目開發上考慮其性別優勢,也應公開承認其社會價值與貢獻,避免加劇婦女照護者的刻板印象。

第二,搭建多方合作的社區平臺與組織網絡。堅持黨建引領社區治理,并通過打造社區合作平臺,構建自治組織、議事組織、社會組織、經濟組織等共同參與的多方聯動機制,克服社區治理中的無計劃性與無系統性。其中,工會、婦聯應加強探索融入社區的新形式、新做法,使流動婦女入黨、入會、維權等基本需求在社區層面予以落實。同時,還要考慮怎樣在社區搭建活動參與平臺,引導流動婦女參與社區選舉及城市、社區公共事務管理。

第三,以技術進步服務流動婦女的社區參與。技術為治理服務,其核心是順應人的需求。受戶籍的限制,不少外來流動人口常被遺漏在社區網格化管理之外,一些地區開創性地啟動流動婦女作為兼職網格員,借助其熟人社會優勢,通過云網絡、姐妹微信群等打通聯系和服務流動婦女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要充分發揮信息化建設在公共服務資源整合、管理服務流程優化、雙向信息溝通增進等方面的作用,探索怎樣通過網絡政務公開、論壇交流、網絡投票等多種形式推動流動婦女的參與,以及在數據化治理中提煉富有特色的性別模式。

(作者為湖南女子學院教師)

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“組織化視域中農村移民婦女公共領域參與研究”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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