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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扶貧工作性別敏感 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
來源:中國婦女報 時間:2020.08.25 字號:【

編者按

近年來,從性別視角出發,考察與推進扶貧工作受到越來越多關注。自1995年世婦會以來,我國就開始了具有性別敏感的扶貧實踐和研究,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。但從性別角度出發的系統的貧困干預策略仍然缺乏,為此,本文作者呼吁除在國家制度層面納入性別觀念,將性別平等的目標制度化、主流化以外;還需要在政策落地或項目干預的過程中涉及性別敏感策略,使婦女在設計、決策、實施以及監測評估等整個過程中有實質性參與。

■ 王曉莉

隨著研究和實踐中對貧困認識的不斷加深,收入不再是衡量貧困的唯一維度?!吨泄仓醒腙P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》采用了多元維度的衡量指標“兩不愁、三保障”,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、不愁穿,義務教育、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。

在扶貧工作中考慮性別因素,主要基于兩方面原因,一是貧困人口中女性占比多,提升性別敏感將助力于降低女性群體的貧困發生率,即“為了婦女”的扶貧;二是扶貧工作中缺乏性別敏感,提升性別敏感有助于釋放女性的生產潛力,即“依靠婦女”的扶貧。此外,女性對于減貧的貢獻不僅限于生產領域,她們同時還承擔再生產、照顧家庭的主要責任,對于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發揮重要作用。

“貧困女性化”與相關干預實踐

1978年,美國社會學家皮爾斯首次提出了“貧困女性化”的概念,指出“婦女是貧困中的最貧困者”這一命題。從群體來看,我國貧困女性群體主要有,農村失地婦女、城鎮失業婦女、城鄉流動婦女、未實現再就業的農轉居婦女、單親家庭女戶主、工作中的低收入婦女、老年婦女及艾滋病病毒感染、氣候變化災害影響的婦女等邊緣弱勢群體。從特征來看,女性貧困主要體現在:一是個體層面,女性在健康、教育、就業、資源占有(如土地、信貸)、社會網絡等維度的多元貧困;二是家庭層面,貧困家庭中男女貧困狀況不同,家庭都并非均質聯合體,婦女在資源占有、決策、分配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。

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的《行動綱領》將貧困問題放在關切領域的首位, 從婦女貧困的表現和具體原因出發確定了發展戰略,包括確保婦女有平等權利和機會獲得經濟資源,向婦女提供利用儲蓄和信貸的機會。2015年9月,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通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,其中目標1為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,目標5為實現性別平等,向所有婦女和女孩賦權,實質上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的婦女貧困。

自1995年世婦會以來,我國就開始了具有性別意識的扶貧實踐和研究,如婦女小額信貸項目、農村婦女參與式扶貧實踐,全國婦聯組織的“巾幗扶貧行動”“巾幗科技致富工程”“母親水窖”“母親健康快車”等項目,以及對農村婦女骨干、婦女致富帶頭人和基層婦聯干部的培訓等。各級婦聯結合本地實際,探索出連環脫貧、勞務輸出、拉手結對、東西互助、扶貧車間、公益培訓、消費扶貧、電商扶貧等做法。還有一些民間組織的婦女能力建設項目。

扶貧工作中依然存在性別盲點

梳理分析可以發現,上述實踐中的做法目前仍停留在項目干預的層面,仍缺乏系統的從性別角度出發的干預策略。

比如,有關貧困戶識別、退出的標準和程序中尚沒有充分考慮性別因素,也沒有分性別的貧困人口統計。婦女貧困問題被掩蓋在家戶為單位的均質假設下。其實,目前精準扶貧工作中的精準識別已接近對貧困婦女的瞄準,但由于扶貧政策措施和實踐過程缺乏性別敏感,往往未能將性別因素考慮在內,并不直接針對貧困婦女甚至不認可她們作為扶貧對象,可能會使她們失去擺脫貧困的良機,扶貧效果大大降低。

又如,當前由政府、企業和村莊共同參與建設的“扶貧車間”,往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,對婦女在生產、再生產、社區工作中的三重角色進行整合,為留守婦女就地就業提供了機會。但若缺乏平衡婦女三重角色的配套政策措施,則可能帶來婦女雙重或多重負擔加重的問題。

此外,若缺乏對婦女作為扶貧對象的認可,受不可控外力影響(如疫情),農民工返鄉則可能一定程度上擠占婦女的就地就業機會。進一步地,若扶貧工作者不能夠認識并解決農村社會性別平等的結構性障礙,如家庭內外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系,則婦女創收的福利效益可能更多流向家庭或被男性捕獲。

再如,在很多生態環境脆弱的貧困地區,開展了不少以保護生態環境為主要目標的扶貧措施,如退耕還林、禁牧還草。如果不考慮婦女與她們賴以生存的土地或牧場的關系,不去解決家庭燃料的供給乃至搬遷后的生計問題,項目就難以取得可持續的效果。

在政策實施和項目干預過程中納入性別考量

提升扶貧工作中的性別敏感,除了呼吁在國家制度層面納入性別觀念,將性別平等的目標制度化、主流化以外,當前更重要的是,將性別敏感的策略在政策落地或項目干預的過程中涉及,使婦女在設計、決策、實施以及監測評估等整個過程中有實質性參與。

從政策文件起草開始,就將貧困婦女視為扶貧對象,一直貫穿到實踐干預措施中。在設計階段,與貧困婦女一起識別她們的需求,確保她們的需求、經驗與知識被納入考慮。比如,由婦女小組對當前存在的問題進行排序,是經濟收入來源少、婦女勞動負擔過重、安全飲水問題、子女教育資源匱乏,還是缺少養殖技術培訓等。這些問題中有的是貧困婦女的現實性性別需求,即婦女在已有的社會角色下所產生的實際需求,如婦女勞動負擔過重、安全飲水問題等;也有的是她們的戰略性性別需求,是由于她們的從屬地位而形成的需求類型,如缺乏土地流轉經營中的決策權、缺少養殖技術培訓等。結合這兩類需求來決定不同的扶貧策略,在具體內容中標明產出和活動是針對男人的、針對婦女的或者兩者都針對的,設計客觀可驗證的分性別監測指標。

實施過程中,活動時間、內容和地點應根據婦女的空閑時間和受教育程度做出調整,并考慮就近舉辦以確保婦女參與。利用新媒體技術,基于本地知識和經驗開發在線培訓平臺,制作學習短視頻等。鼓勵婦女有效參與各類農民組織,考慮為女性成員設定配額,或要求實行攜帶配偶的會員制和參與制,為婦女組織提供特定支持或單獨的培訓。

最后也是最關鍵的環節,為基層扶貧干部提供性別敏感度相關的培訓并積極推進實施,可以借助聯合國糧農組織(FAO)、國際勞工組織(ILO)、世界銀行(WB)開發的社會經濟和性別分析工具包(SEAGA)等,可以嘗試在一個具體的干預項目中開展參與式的性別審計、分性別統計等。將性別敏感的扶貧策略在“五個一批”工程中逐步涉及,確保脫貧攻堅質量,助力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。

(作者為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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